生活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中，身边的一切仿佛都是理所应当的，我不曾认真思考审视过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千百载后，这些也将成为历史。当我真正的走进历史中，才发现历史探究最大的难点在于回归，回到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环境中去，这种场景不是某人的想象或某书的描绘，它就在那里，永恒地存在过。从衣饰到房屋，小到我从未见过的煤核与粮票，大到历史事件的始末，都要慎之又慎地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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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那些仅存在于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伪史料”
史料教学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教学方式。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寻找史料的途径大多都是网络检索，从同行教师的课件中选用符合自己教学需要的史料。若再“较真”一点，对教学中所使用的的每一则史料均追本溯源、判别真伪，则难度很大。在教学中，我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想查证某则史料的出处，却发现在网络检索时搜索结果大多都是试题与课件。这类史料就是仅存在于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伪史料”。如果再深究一下，会发现在这类史料所标注的来源中，是很难查到真正原文的。
传统、情怀和宁静，值得我们坚守——文艺汇演后给学生的话
在我的记忆中，历届苗圃班在参与学校文艺汇演时，都是全班集体参与的。这其中固然有苗圃班人数少的特点和优势，但更多地是多年来苗圃班所积淀的一种文化和理念：一个也不能少。如果纯粹从功利化的角度看，优中选优参与节目演出，效果会更好。但全班参与，能更好地凝聚人心，增强认同。如果班级的每一次活动，都有每个人参与的身影，那一定是这个集体最美好的事。
文艺复兴反对教皇统治吗？宗教改革反对禁欲主义吗？
宗教改革确实是要进一步将人性从教皇和天主教会那里挣脱出来，但是却又用新教的权威对人们加以了限制，给人们的心灵再次套上棚锁。从宗教伦理的发展角度进行考察，新教改革经历了一个由天主教“善功获救”的“外向性格”，到路德宗“唯信称义”的“向内用功”，再到加尔文教“预定”论“内信外证”的变迁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选”说分别赋予世俗职业和从事职业的劳动者以神圣的意义，这两者前呼后应，形成了韦伯称之为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
上课需要给学生展示课程标准、教学（学习）目标吗？
给学生展示教学（学习）目标，应当是对目标教学的一种曲解和误解。在课堂上展示课程标准或教学目标，本质上是教学观念的一种倒退。无论是“三维目标”还是“核心素养”，“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不会过时。教师在一堂课上是否在基于课程标准进行教学、是否具备目标意识，关键应在于教学活动背后所渗透的理念，而非形式化的表象。
读书笔记：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察举制仅仅是考察举荐，那具体做什么官是由谁、由何种办法来决定的？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为标准，必然会导致贵族把持，为何还能够实行下去？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这三种标准不同的选官制度究竟是相对独立还是互有关联？带要回答这些问题，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学前史》以及《科举史》一定是必读书目。
新年第一课：给学生的2021新年寄语
其实，我们也总是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我们想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布置这些作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看不到结果的努力有何意义，如果我这样做会不会导致那样的结果……然而，最近看到的两句话让我感慨颇多。一句是“人们最常做的一件大蠢事就是过分地为生活未雨绸缪——无论这种绸缪准备是以何样的方式进行。”另一句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跟没用的东西纠缠太久”。
武汉封城一周年：2020–2021，我们用心丈量
“带着感恩接纳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做惯常的事情，但并不如惯常一样”，生活用各种方式教我们学会珍惜，学会感恩每一处哪怕微不足道的温情。疫情终将过去，但不能忘记我们得以拥有的这一切平凡正常的生活，是勇敢的人们用无畏、用担当甚至生命所换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亦是他人无穷的远方。
从马伯庸《两京十五日》看神秘组织白莲教
普通民众加入这样的民间组织，未必真信教，他们所拥护的不是那虚无缥缈的教义，而是为了一口饭、一口水，为了“活下去”而已。在生活几乎要被压垮的境遇中，他们需要获得一份安全感和认同感，需要民间组织来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体制内、政府层面无法解决的。那些虚构的教义，就这样巧妙地将这些人维系在一起。
读书笔记：沙希利·浦洛基《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
切尔诺贝利电站的关停和受损核反应堆覆盖的新石棺为核工业史上一切最严重的悲剧画上了句号。但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消除孤立主义至关重要，保持核项目紧密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追随者日渐增多的当今世界，在越来越依赖核技术进行能源生产的当今世界，这条教训尤其重要。
读书笔记：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王安石变法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其对北宋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文化方面。一是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二是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三是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