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初衷

这是断断续续、拖拖沓沓花了近三个月才看完的一本书。当时想读一本与宋史有关的书,在比较热的《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著)、《汴京之围》(郭建龙著)和《大宋之变,1063--1086》(赵冬梅著)中,选择了这本书。

内容简介

《大宋之变,1063--1086》作者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这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是从宋仁宗养子英宗“委屈纠结”的即位开始,一直到宋哲宗初年司马光含恨离世。在作者看来,这段历史正是北宋政治文化由盛到衰的历史。宋英宗四年的统治,使得财政困难加剧,官僚集团裂隙横生。宋神宗因背负了为父亲和血统“正名”的责任,欲“大有为”,于是有了王安石变法,这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边事业。宋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摄政,邀请司马光还朝主政。而司马光执政十六个月即抱憾而终。

之所以将1063--1086年看作大宋之“变”,是因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发生在这期间。王安石变法以挽救宋朝政治危机、改变积贫积弱局面为目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宋的历史走向。而作者认为,相较于具体的改革政策以及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王安石变法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其对北宋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文化方面。一是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二是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皇权被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三是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作者强调,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认识,必须将其“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结果。若将新法中的一些做法,从现代的眼光看,进而认为是“先进”“具有现代性”,实质上就是用现代的逻辑去理解和包装历史。

个人感受

作者在前言中表示“试图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实”,但书中一些不同以往的解读,还是不可避免地让读者能感受到强烈的主观偏向性,总体上就是太捧司马光了。不少行文之处,能感觉到作者在史学性和文学性之间甚是纠结,既想通俗易懂照顾普通读者,却又被束缚住了手脚,结果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为了照顾读者,书中所引史料,均为白话文翻译,这让人很不习惯,很难接受,至少可以原文摘录后再做翻译。

书摘

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到此目的,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地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p5)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导、规谏皇帝的权力与责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经典、天意人心与祖宗法度对皇权施行约束。这种约束,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士大夫必须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p8)

宋朝政治中最宝贵的传统,就是台谏对宰相、对皇帝的监督批评纠错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可以发展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从而保证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这种机制其实相当脆弱的:台谏与皇帝有君臣之分,不可逾越;台谏跟宰相比,是小官且无实权;台谏敢于抗衡皇帝、宰相的力量完全是精神性的,他们的武器是社会正义。正常情况下,皇帝对台谏必须尽力扶植,才能维持这个脆弱的纠错机制。(p95-96)

当上皇帝并不等于具备了掌控一切的能力,国家机器如此庞大,皇帝必须依靠宰相大臣来治理天下,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各种政治势力盘根错节,即使手握皇权,也须谨慎行事。皇帝有玉玺,老臣有势力、威望、经验和手腕,皇帝也是要在与各种势力的周旋中求发展的。(p107-108)

这就是典型的司马光态度。他主张君主至上,强调皇帝的权威,但希望通过温和理性的方式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各方的妥协达成高层的和谐共治,这才是司马光理想的政治状态。(p111)

张方平的问题暴露出神宗与司马光在人才观念上的差异。司马光主张道德至上,在官员的任免问题上给道德以“一票否决权”。而神宗主张能力至上,他要解决财政问题、边境问题等当务之急。(p132)

王安石才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他洞察人心,而且善用其术,政治手腕高明。这一点,司马光根本不能望其项背,作为政治人物,司马光太“单纯”了,简直就像一个孩子。不止是司马光,王安石的政治手腕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政治家。与二十五年前的改革者范仲淹相比,王安石从容不破,雍容大度。(p158)

(王安石变法)真正根本性的改变却是北宋朝廷的政治理念、施政方式和政治风气。(p189)

神宗之所以选择王安石,是因为他个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理想,他想要改变宋朝建国以来在对外关系上的被动局面,开疆拓土,成就一番伟业……神宗之所以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守成之主,一定要谋求超越,内心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这动力,我以为,是极简单也极质朴的,那便是:证明他和他父亲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宋天子!神宗要为父正名!(p225)

在李常、范镇被贬的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被破坏掉了,而这两项制度都是防止皇帝或者宰相专权的关键。第一项制度是谏官的“风闻言事”权力……第二项遭到破坏的制度同样涉及纠错,这便是通进银台司的封驳。(p231)

司马光所提出的,其实是帝国政治中的三大原则:第一畏天,用天来约束皇帝,防止专权。这是一个软性的约束,但是在皇帝与群臣双方都接受的前提下,就是有效的。第二法祖,尊重传统,并不是拒绝变化,而是说具体政策可以变,但是本朝政治传统中的基本原则必须坚守。宋朝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是那些纠错机制,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东西不能丢!而畏天、法祖怎么体现?就要靠第三原则,让人说话,听取批评意见!这道题虽然简短,却击中了王安石政治作风的要害。(p235-236)

法家便捷使用,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得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而那样漫长的路,神宗是不耐烦去走的!(p243)

这是这句“祖宗之法不可变”,让司马光在历史教科书上成了顽固守旧的代名词。其实,司马光并不反对具体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他坚持“不可变”的是祖宗所留下来的那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比如几乎每一个朝代初期都曾经有过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比如几乎所有值得颂扬的统治者都共有的宽容异见的精神。然而可惜的是,放眼历史,却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将这些“祖宗之法”坚持到底。祖宗的法度终归还是在后世帝王不断膨胀的贪欲中败坏了,随之而来的,是民不聊生,土崩瓦解,王朝走向末路。在这个意义上,“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确是长治久安的秘籍,司马光没有说错。(p246)

“王安石路线”成功统治了整个宋朝十五年——前六年是王安石在前台,神宗在后台,君臣合力;后九年,王安石退居金陵,神宗一身而兼二职,大权独揽,直把宰相当成了高级秘书。皇权走向专制,官僚沦为工具。这十五年的施政,理财富国基本成功,开疆拓土得少失多。(p285)

为一个人,一部书专设机构(摘注:为修编《资治通鉴》,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马光为主导的专门机构——书局),赋予种种特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自由皇帝以来,还没有哪一个皇帝的恩典用在了如此正当崇高的文化事业上!这就是宋朝之所以是宋朝的原因!(p321)

在苏轼笔下,“司马相公”的形象崇高而伟大,堪称一时中流砥柱,政治主导……这一形象就政治理想、政治态度而言,基本属实;就政治实践而言,则不无夸张。至少,在执政的前九个月里,司马光还做不到左右政局……首先,从中央领导集体的人员构成来看,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司马光一派处于弱势……更为紧要的是,从制度设计所造成的权力分配格局来看,新人司马光和吕公著是不可能在体制内主导政局的。(p385-386)

晚年的司马光仍然主张宽容政治,希望宋朝在政治风气上能重返仁宗时代,恢复多元并存、“异论相搅”的政治局面。然而,坚信宽容政治的“司马相公”却注定无法实现宽容,王安石和神宗为宽容政治开掘了坟穴,而司马光将眼睁睁看着宽容政治被埋葬,他自己也将挥锹铲土。这就是“司马相业”的宽容悖论。(p422)

【读书笔记】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大宋之变,1063-1086》

作者 : 赵冬梅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定价:8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