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内地绵延三十年的逃港浪潮一波接一波,这段历史一直被湮灭。本作者陈秉安以记者的身份,在二十多年里,一个一个跟踪寻访大逃港的亲历者,从当时的地方要员到普通百姓,从立功受赏者到因罪受罚者,从逃港后发家致富者到终生穷困潦倒者,真实记录了从1950年到1979年间发生在深圳河边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事件,再现了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在大变局前夜的这段历史

逃港潮: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新中国成立之初财政拮据,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活动严重影响新政权的稳定和国内的治安。1949年至1950年,政府在深圳镇罗湖桥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出境政策,有意让一些留恋蒋介石政府的人前往香港,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有利于国内秩序。结果大约200万人通过罗湖桥这个“对外走廊”逃到了香港。

1950年7月起,由于国民党势力在边界的活动日益猖獗,政府决定对深港边界实行封锁,整顿边防,自此也拉开了内地人偷渡、逃港的序幕。从1950年到1980年间,经广州逃往香港的人数估计在百万以上。这三十年逃港的潮起潮落,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其中比较集中的大规模逃港主要有两次,即“五七”大逃港和“六二”大逃港。

1957年,爆发了“五七”大逃港。原因有: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的开展使得新中国建立之初获得土地的农民又得把土地交出去,引发了社员的“怨恨”,在宝安县出现了“退社风”以及相应的反“退社风”运动(1956年以前逃港者主要为新政权的“敌对者”,而1956年后的逃港者第一次出现了新政权的“受益者”:贫农、中下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1957年粤北地区的自然灾害严重,粮食紧张;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关于放宽人民群众前往香港的请示。结果得到放宽政策后,广东乃至全国成千上万群众涌到深圳河边伺机前往香港,情势发展难以控制,国际影响扩大,放宽出港政策持续不到三个月就被紧急叫停。

1962年,爆发了“六二”大逃港。原因有:1958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大饥荒;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地方为了度过饥荒也在政策执行上比较“灵活”;宝安县委记李富林大胆向上级提出“自由出境生产”以应对饥荒的报告并得到了时任广东省委记陶铸的批准;宝安县实施了“三个五”政策,迈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步(三个五:允许边境老百姓一个月去香港五次,每次可以带五斤重的物资过去,每次可以带价值五元的物资过来)。这次大逃港的结果和“五七”大逃港一样,成千上万人涌向广州,涌向边界,导致了局势的失控,加之当时新疆人出逃苏联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中央政府不得不扭转做法,放宽的政策不到一个月便再次收紧。(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赶赴深港边境查看大逃港形势,看到滚滚人流拥挤着推倒铁丝网并越过边界,感叹:“简直就是淮海战役了!”)

1979年,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推动下,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委《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的报告,宝安县获得了经济发展上更多的自主权,恢复和扩大了“三个五”政策。在中央办特区之前,深圳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区域。

纵观这三十年的逃港潮,一方面是由于香港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和对外政策的快速变化密切相关。每次出港政策的放宽,都使得一大批内地人跑到香港,但更多的亲友却来不及到香港就遇到了政策的收缩,只能通过偷渡形式来和亲人长期团聚。对党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内。而对于那些颤栗在狂风暴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就在这一“放”一“收”中发生。

为民谋命者理当青史留名

无论是“五七”大逃港还是“六二”大逃港,都是源于当时经济或政治方面出现的问题和困境。而能够顶住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敢于在政策上为民谋命,足以见得领导人的思想解放程度和工作魄力。“六二”大逃港前,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在充分调研民意后向时任省委书记陶铸报告关于农村经济和边境管理方面的放权申请,陶铸最后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蛮大的,只能试着来呀。要么这样吧,我们一边开会研究,你们一边先搞,只做不说嘛,我们也装着不知道,好吗?要碰上问题我再出面替你撑腰!”如果不是陶铸等一批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毅然放人民一条生路,广东省乃至其他地方将要饿死更多的人。

陶铸、赵紫阳、习仲勋、李富林等一直在边境前沿同民众接触的共产党人,在深入群众、实践教育下,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批改革者,比之其他共产党人早一步觉悟,早一步清醒。正是这些来自基层的群体智慧,丰富并升华了邓小平等人的思想,使邓小平由了首先在深圳等地办特区进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

香港与内地的血脉关联

在两次集中的大逃港中,有数万民偷渡者被香港警方抓捕遣返,在偷渡者滞留等待遣返期间,香港市民表现出高度的人道精神,自发给边境的逃港群众送衣、送食、送水。“六二”大逃港期间,香港《明报》发表的社论中写道:“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香港各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明报,报馆也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在香港华山聚集有三万多偷渡者时,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对抗”,将越境者保护、接走或藏匿家中。在这种情形下,香港警察也被感动,举不起手中的警棍。陈秉安在书中感叹道:“一向理性、现实的香港,正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良知所震撼!”之所以出现香港居民与大陆逃港者“同呼吸、共命运”的局面,是因为香港市民与逃港者往往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政府关于边境一“放”一“收”的政策变动,使得很多香港居民的亲属、朋友都留在内地。在如何处理偷渡者的问题上,香港市民更多地站在了港府“强硬”态度的对立面。

大逃港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某种意义上是被人民“逼”着“推”出来的。大逃港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正是那一场场残酷的碰撞,鲜血的迸发,才促使了中国人沉思、觉醒,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车轮前行。人民群众宁可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用宝安县老百姓最朴素的话说就是:“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曾经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过:“过去一直说,“偷渡”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煽动的。其实,不是别人煽动,是我们自己要跑嘛!是生活的差距,在拉动群众往香港跑嘛!”可见,无论有多少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无论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如何强大,最后还是无法改变人民群众对经济生活的追求。

我读的这本繁体《大逃港》(增订本)是自己2017年赴香港旅游时购得的,由香港中和出版公司出版。虽然内地后来也出版了此书,但想必还是有所删减。在2019年香港经历了一系列风波后,再翻此书,感慨万千。曾经的香港市民与内地居民在大逃港中表现出的“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乎被消磨殆尽。作者陈秉安在全书结尾时的一句话是“深圳河边地下有知的魂灵,现在,你们可以安息了!”。我想,当香港、台湾局势发展到当下局面,当内地与香港人的认同感不断降低时,那些怀揣着与亲人团聚的初心走下深圳河的人,真的能安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