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初衷
这是断断续续、拖拖沓沓花了近三个月才看完的一本书。当时想读一本与宋史有关的书，在比较热的《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著）、《汴京之围》（郭建龙著）和《大宋之变，1063--1086》（赵冬梅著）中，选择了这本书。
内容简介
《大宋之变，1063--1086》作者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这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是从宋仁宗养子英宗“委屈纠结”的即位开始，一直到宋哲宗初年司马光含恨离世。在作者看来，这段历史正是北宋政治文化由盛到衰的历史。宋英宗四年的统治，使得财政困难加剧，官僚集团裂隙横生。宋神宗因背负了为父亲和血统“正名”的责任，欲“大有为”，于是有了王安石变法，这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边事业。宋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摄政，邀请司马光还朝主政。而司马光执政十六个月即抱憾而终。
之所以将1063--1086年看作大宋之“变”，是因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发生在这期间。王安石变法以挽救宋朝政治危机、改变积贫积弱局面为目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宋的历史走向。而作者认为，相较于具体的改革政策以及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王安石变法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其对北宋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文化方面。一是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二是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皇权被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三是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作者强调，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认识，必须将其“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结果。若将新法中的一些做法，从现代的眼光看，进而认为是“先进”“具有现代性”，实质上就是用现代的逻辑去理解和包装历史。
个人感受
作者在前言中表示“试图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实”，但书中一些不同以往的解读，还是不可避免地让读者能感受到强烈的主观偏向性，总体上就是太捧司马光了。不少行文之处，能感觉到作者在史学性和文学性之间甚是纠结，既想通俗易懂照顾普通读者，却又被束缚住了手脚，结果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为了照顾读者，书中所引史料，均为白话文翻译，这让人很不习惯，很难接受，至少可以原文摘录后再做翻译。
书摘
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到此目的，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地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p5）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导、规谏皇帝的权力与责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经典、天意人心与祖宗法度对皇权施行约束。这种约束，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士大夫必须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p8）
宋朝政治中最宝贵的传统，就是台谏对宰相、对皇帝的监督批评纠错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可以发展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从而保证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这种机制其实相当脆弱的：台谏与皇帝有君臣之分，不可逾越；台谏跟宰相比，是小官且无实权；台谏敢于抗衡皇帝、宰相的力量完全是精神性的，他们的武器是社会正义。正常情况下，皇帝对台谏必须尽力扶植，才能维持这个脆弱的纠错机制。（p95-96）
当上皇帝并不等于具备了掌控一切的能力，国家机器如此庞大，皇帝必须依靠宰相大臣来治理天下，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各种政治势力盘根错节，即使手握皇权，也须谨慎行事。皇帝有玉玺，老臣有势力、威望、经验和手腕，皇帝也是要在与各种势力的周旋中求发展的。（p107-108）
这就是典型的司马光态度。他主张君主至上，强调皇帝的权威，但希望通过温和理性的方式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各方的妥协达成高层的和谐共治，这才是司马光理想的政治状态。（p111）
张方平的问题暴露出神宗与司马光在人才观念上的差异。司马光主张道德至上，在官员的任免问题上给道德以“一票否决权”。而神宗主张能力至上，他要解决财政问题、边境问题等当务之急。（p132）
王安石才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他洞察人心，而且善用其术，政治手腕高明。这一点，司马光根本不能望其项背，作为政治人物，司马光太“单纯”了，简直就像一个孩子。不止是司马光，王安石的政治手腕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政治家。与二十五年前的改革者范仲淹相比，王安石从容不破，雍容大度。（p158）
（王安石变法）真正根本性的改变却是北宋朝廷的政治理念、施政方式和政治风气。（p189）
神宗之所以选择王安石，是因为他个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理想，他想要改变宋朝建国以来在对外关系上的被动局面，开疆拓土，成就一番伟业……神宗之所以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守成之主，一定要谋求超越，内心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这动力，我以为，是极简单也极质朴的，那便是：证明他和他父亲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宋天子！神宗要为父正名！（p225）
在李常、范镇被贬的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被破坏掉了，而这两项制度都是防止皇帝或者宰相专权的关键。第一项制度是谏官的“风闻言事”权力……第二项遭到破坏的制度同样涉及纠错，这便是通进银台司的封驳。（p231）
司马光所提出的，其实是帝国政治中的三大原则：第一畏天，用天来约束皇帝，防止专权。这是一个软性的约束，但是在皇帝与群臣双方都接受的前提下，就是有效的。第二法祖，尊重传统，并不是拒绝变化，而是说具体政策可以变，但是本朝政治传统中的基本原则必须坚守。宋朝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是那些纠错机制，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东西不能丢！而畏天、法祖怎么体现？就要靠第三原则，让人说话，听取批评意见！这道题虽然简短，却击中了王安石政治作风的要害。（p235-236）
法家便捷使用，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得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而那样漫长的路，神宗是不耐烦去走的！（p243）
这是这句“祖宗之法不可变”，让司马光在历史教科书上成了顽固守旧的代名词。其实，司马光并不反对具体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他坚持“不可变”的是祖宗所留下来的那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比如几乎每一个朝代初期都曾经有过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比如几乎所有值得颂扬的统治者都共有的宽容异见的精神。然而可惜的是，放眼历史，却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将这些“祖宗之法”坚持到底。祖宗的法度终归还是在后世帝王不断膨胀的贪欲中败坏了，随之而来的，是民不聊生，土崩瓦解，王朝走向末路。在这个意义上，“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确是长治久安的秘籍，司马光没有说错。（p246）
“王安石路线”成功统治了整个宋朝十五年——前六年是王安石在前台，神宗在后台，君臣合力；后九年，王安石退居金陵，神宗一身而兼二职，大权独揽，直把宰相当成了高级秘书。皇权走向专制，官僚沦为工具。这十五年的施政，理财富国基本成功，开疆拓土得少失多。（p285）
为一个人，一部书专设机构（摘注：为修编《资治通鉴》，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马光为主导的专门机构——书局），赋予种种特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自由皇帝以来，还没有哪一个皇帝的恩典用在了如此正当崇高的文化事业上！这就是宋朝之所以是宋朝的原因！（p321）
在苏轼笔下，“司马相公”的形象崇高而伟大，堪称一时中流砥柱，政治主导……这一形象就政治理想、政治态度而言，基本属实；就政治实践而言，则不无夸张。至少，在执政的前九个月里，司马光还做不到左右政局……首先，从中央领导集体的人员构成来看，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司马光一派处于弱势……更为紧要的是，从制度设计所造成的权力分配格局来看，新人司马光和吕公著是不可能在体制内主导政局的。（p385-386）
晚年的司马光仍然主张宽容政治，希望宋朝在政治风气上能重返仁宗时代，恢复多元并存、“异论相搅”的政治局面。然而，坚信宽容政治的“司马相公”却注定无法实现宽容，王安石和神宗为宽容政治开掘了坟穴，而司马光将眼睁睁看着宽容政治被埋葬，他自己也将挥锹铲土。这就是“司马相业”的宽容悖论。（p422）
《大宋之变，1063-1086》
作者 : 赵冬梅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定价：8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