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的文革岁月
文革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工作。文革时，二十多个红卫兵来到县公安局，把我们干部劈头盖脸打了一顿。我趁当时场面混乱逃跑回家，在家待了一个月没敢出门。后来听说，红卫兵还进入到我们公安局的档案室，随意翻阅、乱扔各类档案。文革期间，我们公安局面对红卫兵各种荒唐的举动，可以说是空前的团结。这也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们。我们当时统一了立场：凡是社会上各种派别的争斗，我们都不参加，但是具体问题谁对谁错要分清。其他一些政府机关部门受文革影响，在单位内部就分出了好多个派别，进行内斗。这种现象在我们局始终没有出现过。我们对局长也进行了非常好的保护，一般事情我们都不让局长抛头露面。有些要事必须要局长出面，我们便三五成群跟着他。当时我们都穿军大衣，局长和我们穿着完全一致，遇到紧急情况局长便能及时逃离现场。我们也曾把局长安排到农村去暂避。后来在榆中县三角城公社开展斗私批修[1]，让局长老实交代问题。我们现场对局长的态度很凶狠，不过这些都是在给上级应付公事，背地里大家还是一团和气。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明智之举，我们互相帮助，很好地保护了彼此。
文革期间，打砸抢烧无处不在，而作为警察我们只能袖手旁观，这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社会最混乱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从县委附近的城墙上传来的炮声。
当时，政府机关部门也进行了改组。公安局作为革委会[2]下属的一个机构，被命名为政法组，与公检法合并在一起。后来，一部分“表现较好” 的同事继续在政法组工作，而包括我在内的另一部分同事则被送到榆中县丁管营进行劳动改造。当时的社会，人心惶惶，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也没有了。走在路上和别人打招呼，最忌讳的就是问别人现在的动向和未来的去向。
1970年，革委会把权力重新移交给公检法机构，又把我们这些正在劳动改造的人分配到不同的单位。我被分在梁坪公社大耳朵大队当副书记，至此也离开了我奋斗了15年的公安系统。之后，我先后在县粮食局、和平微波站、县检察院工作，直至1996年退休。
注释
[1]根据当时《人民日报》的相关社论，斗私，即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自己头脑的“私心”作斗争。批修，是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与共产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当权派作斗争。
[2]革委会是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当时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