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师觉得，像我这样打破教材体例、大胆取舍内容后重构的教学设计，会多多少少以牺牲学生“应试”为代价。现实的确如此。但从另一方面去思考，我觉得在新课程理念下，我们完全没必要为此纠结。现在的高考是在考“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观”，必备知识固然是基础，但一堂课，如果能凸显关键能力的培养、学科素养的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渗透，那就是在积极“应考”“应试”。
历史
人民网报道：走！一起去博物馆里上节文史课
收获远不止于此。一位同学在观后感中写到：“件件文物上早已不明丽的颜色、斑驳的花纹、磨平的字迹，并未使它们失去价值，因为那些都是岁月的模样、历史的沉淀、文化的传承。”谈及文博资源进课堂的意义，钱老师说：“真正走进博物馆学习不仅能够增进学生理解课本知识，启发其问题意识和探究意识，更是对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是家国情怀，倾听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受中华文明五千年灿烂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铸牢文化自信。”
历史写作，带给我们思考和看向未来的全新视角
生活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中，身边的一切仿佛都是理所应当的，我不曾认真思考审视过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千百载后，这些也将成为历史。当我真正的走进历史中，才发现历史探究最大的难点在于回归，回到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环境中去，这种场景不是某人的想象或某书的描绘，它就在那里，永恒地存在过。从衣饰到房屋，小到我从未见过的煤核与粮票，大到历史事件的始末，都要慎之又慎地考证。
警惕那些仅存在于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伪史料”
史料教学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教学方式。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寻找史料的途径大多都是网络检索，从同行教师的课件中选用符合自己教学需要的史料。若再“较真”一点，对教学中所使用的的每一则史料均追本溯源、判别真伪，则难度很大。在教学中，我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想查证某则史料的出处，却发现在网络检索时搜索结果大多都是试题与课件。这类史料就是仅存在于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伪史料”。如果再深究一下，会发现在这类史料所标注的来源中，是很难查到真正原文的。
文艺复兴反对教皇统治吗？宗教改革反对禁欲主义吗？
宗教改革确实是要进一步将人性从教皇和天主教会那里挣脱出来，但是却又用新教的权威对人们加以了限制，给人们的心灵再次套上棚锁。从宗教伦理的发展角度进行考察，新教改革经历了一个由天主教“善功获救”的“外向性格”，到路德宗“唯信称义”的“向内用功”，再到加尔文教“预定”论“内信外证”的变迁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选”说分别赋予世俗职业和从事职业的劳动者以神圣的意义，这两者前呼后应，形成了韦伯称之为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
读书笔记：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察举制仅仅是考察举荐，那具体做什么官是由谁、由何种办法来决定的？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为标准，必然会导致贵族把持，为何还能够实行下去？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这三种标准不同的选官制度究竟是相对独立还是互有关联？带要回答这些问题，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学前史》以及《科举史》一定是必读书目。
从马伯庸《两京十五日》看神秘组织白莲教
普通民众加入这样的民间组织，未必真信教，他们所拥护的不是那虚无缥缈的教义，而是为了一口饭、一口水，为了“活下去”而已。在生活几乎要被压垮的境遇中，他们需要获得一份安全感和认同感，需要民间组织来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体制内、政府层面无法解决的。那些虚构的教义，就这样巧妙地将这些人维系在一起。
读书笔记：沙希利·浦洛基《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
切尔诺贝利电站的关停和受损核反应堆覆盖的新石棺为核工业史上一切最严重的悲剧画上了句号。但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消除孤立主义至关重要，保持核项目紧密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追随者日渐增多的当今世界，在越来越依赖核技术进行能源生产的当今世界，这条教训尤其重要。
读书笔记：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王安石变法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其对北宋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文化方面。一是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二是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三是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
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黑格尔说过这句话吗？
最近频繁地在一些微博、文章中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细细品味，还挺有哲学韵味，而且这句话通常出现在评论社会、政府在应对某件事情出现明显失误的时候，给人一种“上帝视角”的感慨以及“人间视角”的无奈。但是当我发现很多人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加了一句“黑格尔曾说过”（偶有见“汤因比说过”），我本能地就觉得“此事有蹊跷”。
从“电报治国”到“推特治国”——美国历任总统是如何与民众交流的？
在Twitter诞生前两个世纪，美国总统就已经认识到了与民众直接交流的重要性。从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到现任总统特朗普，历任美国总统都在尝试利用最新的媒体和技术与选民保持密切交流沟通，以便更好地施政。
陈秉安《大逃港》：改革开放，我们是用血写出来的！
在2019年香港经历了一系列风波后，再翻此书，感慨万千。曾经的香港市民与内地居民在大逃港中表现出的“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乎被消磨殆尽。作者陈秉安在全书结尾时的一句话是“深圳河边地下有知的魂灵，现在，你们可以安息了！”。我想，当香港、台湾局势发展到当下局面，当内地与香港人的认同感不断降低时，那些怀揣着与亲人团聚的初心走下深圳河的人，真的能安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