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将如何应对灾后心理危机

碎片最终将被清理掉，辐射也将会慢慢退去，在临时收容所的近20万人也将会有新的家园。但是关于这次有史以来对日本破坏最严重的地震、引发的海啸、自切尔诺贝利以来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的记忆还将继续存在。日本正在面对的危机中造成最持久影响的不是医疗、财政或者环境，而是人们的心理。

尖叫声不停地在Barbara Lopes-Cardozo的耳边回响。她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1985年Nevado del Ruiz火山爆发导致23000人遇难的时候，她在哥伦比亚负责给幸存者打麻醉剂，那些人常常因为回想起恐怖的经历而尖叫。这段经历后她把事业的重心都投入了灾后心理援助中。“我认为过去长期对于心理援助的不重视是错误的，”她说。

艾姆斯氏爱荷华州立大学的K.A.S Wickrama对2004年印度洋地震和海啸的幸存者进行研究后表示：“物质基础设施的重建是一回事，但是对心理过程的重建也应值得关注。”

创伤的类型

在过去三十年里，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发表了大量关于灾害影响心理健康的研究论著。回顾2004年，在技术灾难（如飞机坠毁）后的一年里，25%-75%的幸存者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其症状表现为由于目击过灾难而再度体验创伤。自然灾害发生后，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似乎并不是很多。但很有可能是因为对技术灾难的受害者往往很容易找到，而地震等自然灾害往往能在一个很大面积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日本的危机同时包括了自然灾害和技术灾难，因此可以预期到会有大量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而且更为复杂的问题是“辐射焦虑”，对于放射性污染的恐惧而造成的巨大压力。一些研究者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民众对辐射的担心其实要比辐射本身更危害人体健康。

Stoicism helps (Image: KeystoneUSA-ZUMA/Rex)

在日本福岛一号核电站中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的工人可能就处在这种危险中。在200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将1986年帮助清理乌克兰切尔诺贝利事故厂房的295名心理健康的工人与同样居住在该地但并没有在核事故厂房进行清理工作的工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前者更容易感到抑郁和焦虑，甚至更频繁地想要自杀。

但是Wickrama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却提供了一个乐观的理由。他调查了2004年斯里兰卡南部地区受海啸影响的325个家庭中母亲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母亲是家庭的主要照料者，这个角色使他们更容易遇到心理健康问题。

Wickrama发现那些坚信自己处在社区支援网络中的母亲们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几率非常低。更重要的是，为分发紧急救济、建造房屋道路而建立的基层组织使人们在获得物质保障的同时也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文化的力量

日本文化鼓励家庭亲密关系，这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源”。关于日本撤离人员行为的新闻报道证实了他们拥有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称的集体主义倾向：一种社会福利优先于个人的信仰。

但是加州大学的Joshua Breslau却指出，日本并不总是欢迎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保健。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他就在日本。心理健康问题在当时是个新观点，一些人能够接受，一些人却不能。他记得当时人们用一个被翻译为“心理关怀”的日文短语来作为提高心理健康意识的方式。

今天，日本有像库县外伤性应激学院之类的机构，现在正在将心理专家派往仙台地区为撤离人员提供心理援助。但是Wickrama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这种资源，并且依赖于国外组织的援助，而国外机构往往只会工作几个月而已。

Lopes-Cardoso也已经认识到了这是个失败。“我们需要培训初级卫生专业人员来给予患者基本的心理治疗，”她说。让Lopes-Cardoso更关注的是，目前急需基于严格科学研究的灾后心理干预。在各类灾害后我们都会发现心理疾病患者的增加。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心理急救体系。

（翻译：Japhia | 译自：NewScientist | 原文作者：Ferris Ja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