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十一学校的“新陈代谢”中，老师正在经历蜕变的痛苦与兴奋。不止一位教师流过眼泪，他们有时希望回到熟悉的老路，但内心又提醒自己“不能用后退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这场逐渐深入的改革颠覆了老师对学生旧有的理解，促使他们重新认识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喜欢和期待的老师，不是把我当做学生的老师，而是把我当做叶枫的老师。”十一学校高中女生叶枫的话，重新定义了师生关系。
“我们以往过分夸大了学校教育的力量，把教育当做自己手上挥舞的感化与惩治的大棒，一厢情愿地把相同的教育强加在不一样的孩子身上。”校长李希贵说，师生关系一平等，真正的教育就出现了。
很多时候，学生是在“装”
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几天的时候，44岁的曹书德进京，成为十一学校的老师。此前，他任教于湖北宜昌市的一所中学，是公认的优秀班主任，擅长让接手的班级朝他希望的方向改变。但北京这所名校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当初使自己成为湖北名师与特级教师的许多做法“确实是错的”。“老师也要知错就改。”他笑着说。
过去尽管辉煌，但曹老师坦言“那不是深入学生心灵的教育”。他说：“很多人在那样一个班级中间，是被裹挟着前进，而且心生恐惧。”
曹书德个子不高，脸色略黑，笑容憨厚，但在湖北任教时，这位班主任的面孔常是“板着的，有一点苦大仇深”，只要他踱着步子走进教室，喧闹就立马消失，然后是一片翻书声。
有一次，曹书德问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湖北籍毕业生：回忆高中的时候，有愉快的感觉吗？一名学生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直言“没有”，但是感谢曹老师当初对他那么严格，“才多考了几分”。
“如果学生的中学阶段不愉快，那我觉得教育就是失败的，因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你不能说就这几年痛苦，毕业后会享受幸福，这怎么可能呢？人生是不能割裂的。”曹老师说。
他在十一学校的同事于振丽，与他有着相似的过去，把自己的印记烙在学生身上，“把你塑造成我，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于振丽教出来的学生”。
从这两位老师的过去，可以看到众多优秀班主任的影子：他们善良，为学生好，想尽办法让大家追着分数跑，有着一股强烈的“我要改变你”的欲望。他们通常都比较严厉，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而且有得力、听话的班干部协助维持纪律。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主任”，很多学生是又爱又恨。
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促使“曹书德们”不得不审视自己的历史：原来此前引以为傲的改变，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很多时候，学生们是在装，是投老师所好。”曹书德说。
十一学校的同一批学生在选课走班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有班主任“罩”着的时候，“绵羊姐姐”刘子宏在孩子面前也能“说A就是A”。
当孩子不再属于一个固定的行政班级后，他们展现了真实的一面。
刘子宏想给一位化学成绩较差的学生讲几道题，被一口谢绝：“老师，我现在要去洗澡。”她还先后6次约一位化学成绩最高也不过18分的男生谈一谈，“但他一次都没来”。
师生之间还上演过一次“猫追老鼠”：气喘吁吁的“绵羊姐姐”追上身高一米八几的学生后，听到对方说：“老师，最近我在学物理。”
连学部主任于振丽也像年轻教师刘子宏那样，被学生用一两句话就打发走了。“我怎么办？只有等待，不放弃对他的关注。”她强调说，“教育需要宽容和等待。”
说这句话容易，真那样去做很难，尤其是对于振丽这样的优秀教师而言，不经历一番内心的纠结很难改变。回到两三年前，黄启皓同学眼中的这位学部主任，“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修正你”：头发长了，不行；不好好走路，不行；上课低头看指甲，不行；作业没写完，不行。这些内容成了去年成人礼上“师生反串”节目的素材，有人捶胸顿足、表情夸张：“我物理考成这样，有何颜面见于奶奶？”另一人一本正经、表情严肃：“XX同学，你头发怎么那么长，该剪了吧，周一咱俩比一比，看谁头发短？”“学生”嘟囔了一句：“这老师真多事！”这时，“于奶奶”就坐在台下，咧着嘴大笑。这位“原来挺爱发脾气”的老师，在学生眼中，现在变得“特别爱笑”。
放养的学生反而最乖
十一学校没有了班主任，却提倡“人人都是班主任”——每个老师都应该负起教育的责任，但又不能继承传统的班主任的管理方式。他们多了一个绝大多数中学老师没有的身份：导师，负责对学生进行人生与职业引导、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少数教师能者多劳，还得兼任教育顾问或咨询师。
一位年轻教师在学校内部的交流发言中，坦言他所遭遇的挑战：学生在觉醒，管理变成了服务，失去权威的老师应该如何服务学生的成长？
教育顾问曹书德与所谓的“问题学生”交往比较多，他的经历相信或许会给那位年轻同事一点启发。“与老师交流时，我如果还在说怎样降伏了一个学生，我自己都会脸红的。”他笑着说。在学校“多一些对话，少一点强制”的氛围中，过去那种看起来“立竿见影”的说服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曹老师需要经常克制改变学生的冲动。好在老师能用来约束学生的手段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一种叫做“过程性评价”的机制，但它的开发，主要是为了“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并施以管理，随时随地以评价结果激励学生”，目的还是要实现“让学生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评价指标因学科而异，但都是学校希望学生“高度重视的关键因素”，比如自学自研、完成作业、实验探究、与人合作的情况，以及在课堂上思考问题和参与讨论的表现等等。有3个女生因为在魏勇老师的历史课上很少参与讨论，影响了评价的分值，她们在周五中午找到魏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还哭了鼻子，这让魏勇暗自得意：“比我主动找她们谈效果好多了。”
中国的学校并不缺少那种动辄给学生贴上某种标签的老师，十一学校的以下主张无疑会解救不少孩子：“在老师的心目中，不应该有坏学生，只可能有心智不健全的学生；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错误，就像学习走路的幼儿跌跟头，绝大部分跟道德品质没有多大关系。”
曹书德约一名7次未参加升旗仪式的女生见面。在别的学校，这种学生可能会被戴上“不听话”的帽子。她对曹书德说：“曹老师，你想做我的思想工作啊，那我实话告诉你，已经不可能了。”老曹和颜悦色，赶紧解释：“只是和你聊聊，交换一下看法，说完了也就完了，你服不服都没关系。”他们主要围绕两个话题讨论：十一学校所有的规则当中，你觉得哪些内容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无所谓的？人出生之后，就决定了有些东西完全改变不了，有哪些呢？“学生最后没有完全认同我，但也没有继续坚持她原有的观点，这种交流是不是给了她一些思考？”曹书德说。
选课走班开始后，有一段时间，十一学校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井然有序。一名性格内向的新生每天战战兢兢，她很少与人交流，还曾萌生转学之意，大约两个月后才习惯这种学习方式。
教学楼里的卫生状况也“触目惊心”，有一个教室因为学生活动，一天竟扫出六七桶垃圾。高一年级自主管理学院的几位同学为此组织了一次大讨论，一名男生站起来说，“开这个会没有必要，因为这事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要率性而为、恣意妄为”。
有的老师抱怨，很多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礼貌了，还经常与老师争抢电梯。有的学生见到校长也不起身，继续坐在带有轮子的椅子上，在媒体出版中心的办公室里滑来滑去。
李希贵校长倒不觉得这些值得担心，反而认为那种希望眼皮底下都是乖学生的传统教育更让人忧心，因为它掩盖了学生的真实问题。“如果学生没问题，我们就没有教育机会，也就不需要老师和学校了。”他强调说，学校也是学生犯错的地方。
人是在错误中成长起来的。那名在年级讨论会上“大放厥词”的男生后来主动申请成了卫生管理志愿者。刘佳琪的第一个“小学段”（连续两周不上课，学生自主安排时间）几乎是在睡觉、玩耍和看时尚杂志、故事会之类的书中度过的，最后收获了“于心不安”。在最近的一次“小学段”中，她的表现不一样了：预习了下学期的6门课程，啃完了从未看完的《百年孤独》，完成了研究性论文《论20世纪90年代的颓废主义文学》。
一位宿舍管理员告诉学部主任于振丽，他在学校30多年，感觉这一届高三学生最乖。而十一学校的选课走班正是从他们开始的。这让陪伴他们走过来的于老师有点得意，她笑着说：“放养的反而是最乖的。”
让教室成为学生最喜爱的地方之一
十一学校希望打破的是一种叫做“师道尊严”的东西，戴着“权威”和“强制”的面具。这所中学确立师生之间平等的地位，是从拆除高学生一等的讲台开始的，这个举动动摇了象征教师知识霸权的角色，迫使老师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学生。
讲台消失之后，教师的办公桌被抬了进来，安放在教室的角落里。2010年，这所学校有50多年历史的教师办公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标有教师名字的学科教室。
《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指出：只有在师生相处中才能实现有效的教育。老师“必须坚持与学生相处”。那些习惯在课后回到办公室的老师，短时间内很难接受这种变化，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的状态全部暴露在学生面前，“感觉很别扭”。但办公室已经回不去了，他们需要考虑把自己的学科教室当做家一样去布置。这个新事物出现一段时间后，老师们发现，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其实与自己的魅力有关。如果一位老师除了上课期间，一天到晚面对的是教室里的冷冷清清，那他会坐立不安的。
历史教师贺千红“特别优雅，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她袅袅地走来，往教室里一站，全班就不说话了，都看着她”。贺老师的学科教室不设垃圾桶，认为“有碍观瞻”，养的花也很精致，还挂了一些字画。当教室里比较暖和的时候，贺千红会语气温婉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在这里吃东西，我怕蚂蚁进咱们这个屋子里来。”
学科教室成了师生们交流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并在2012年底的调查中，首次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校园场所之一，而前几年的调查结果中，教室难觅踪影。也是在这里，耿艺佳同学发现地理教师汪春燕很少能在中午好好的吃顿饭，“她要么不吃，要么就吃方便面，有一次她累得直接趴那儿睡着了，我看着特心疼”。黄启皓同学有一回则目睹政治教师刘梅“看着电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学校把学科教室交到老师手里，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学生。2008年是十一学校的“课堂成长年”，一种理念从此逐渐深入人心：“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是学生的舞台，并非老师展示自我的地方。”以精彩授课而著称的生物教师王春易，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才完全接受这种观点。
长期以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教育、教学是一回事，就是上好课，讲好那本教材”，没有意识到“自己面面俱到、精彩纷呈的讲解恰恰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思考力”。“我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不但没有失去它，还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活力。”王春易说，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折服。2012年，他们一起完成了近30个分组实验，品尝到了自制的果酒、果醋和泡菜。
湖北黄冈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学第一次走进十一学校的课堂时，“感到很奇怪”：一个课堂里有两个老师，一个在台上讲，部分学生在听，一个在教室后面角落的办公桌前与几个学生轻声交流，还有几个学生在自己看书，既不听讲，也不发问。“只有当课堂属于学生时，他们才能有这样的自由。”王建学说。还有一回刘梅老师上公开课，主题是“理财”，一名学生走上前台，面对着校内外的老师，滔滔不绝，讲了几乎一节课的股票，大家听得兴致盎然，刘梅很少插话，面带微笑看着学生。
对老师的情感毫不吝啬
“那几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如果不参加考试就好了。”在湖北宜昌时，曹书德身处同事暗中较劲的“分数谁排第一，谁排第二”的环境，偶尔也“很阴暗地这样想”。但十一学校反对这种想法，因为“如果你讨厌你的学生，那么你的教育还没有开始，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
要成为符合十一学校价值观的老师，还必须重视以下两句话，它们也出自《十一学校行动纲要》：“学生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那么你在学校中的价值就有多大。”“我们可以原谅许多，但永远不能原谅的是对学生和教学的轻慢态度。”
学生黄启皓以略带夸张的表情说：“在十一学校，如果我问一个老师问题，或者想和哪位老师聊聊，被对方拒绝的话，那简直就是惊天奇闻，值得我们在整个午饭时间来说这件事。”
没有了固定的行政班级，不同的学生选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课程，为班级分数排名的做法，在十一学校既无必要也无法继续存在。“所以，我更看重的是能不能去影响具体的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心灵、情感。”曹书德说，“与学生交流，启发他去思考，让他的情绪由消极变得乐观，这样的成就感比过去给我评一个先进班集体，要大得多。”
曹书德这些老师的行为，需要接受学生的检验。这所学校淡化了评价的力量，围绕学校的生态，如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开发了多种诊断指标，“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诊断对象的进步”，因而都从正面表述和引导。师生关系在调查问卷上变得很具体：“成绩不是老师评价我们的唯一标准”、“老师不会因为成绩的好坏而对同学们区别对待”、“老师鼓励我们思考和规划自己的未来”、“无论家庭背景如何，老师对同学们都能一视同仁”……
这样的师生关系，会带给毕业生怎样的回忆呢？孙婧妍在2013年高考中获得语文148分的成绩，如今是清华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她应人邀请写了一篇“漫谈语文”的文章，其中这样表达对十一学校四位语文老师的感激：“这些老师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重视的是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不仅仅是分数”。“遇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成为喜欢语文的学生的幸运，而从头到尾都由这些老师教导，我只能说，我没法再奢望更大的福气。”
十一学校的孩子表扬和感谢起自己的老师来，就像孙婧妍这样热情奔放。闫朝霞老师在2008年生日当天收到一张学生自制的《京城青年报》，上面刊登了她的两张照片以及全班同学的祝福与感谢。有多位老师在教师节那天成了众多国内外“著名刊物”的“封面人物”，其中校长一张面带微笑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当然，这些刊物都出自学生之手。
高三学生耿艺佳兴致勃勃的展示了老师发给她的许多条短信，小小屏幕上满是各种笑脸、鬼脸和温暖的话语。她说：“老师发的短信，就是一个字我都不会删。”
校长李希贵向全校4000多名学生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学生的短信，“即使很无聊，校长也会给我们回复”。去年李希贵生日那天，几名同学想逗他玩，装做是他在山东的老朋友，编了一条短信发过去：“老李啊，还记得咱们一起在山东的日子吗？听说你现在十一学校办得风生水起，不错啊！今天是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黄启浩哈哈大笑，说：“他居然回一个‘谢谢你’。”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4月12日 作者 李斌
